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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塔: 语言聚变与族群接触  

2011-08-21 01:25:00|  分类: 快活林讲语言与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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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接触与语言聚变模型

学者对谱系树理论的质疑使裂变模型的适用范围更明确。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在外延上对谱系树理论的一种限定。谱系树理论在语言发生学分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随着语言学家对于语言接触研究的加深,特别是特鲁别茨科依的“语言联盟”说的兴起,一种新的语言历时演变模型逐渐建立起来。

语言学家发现,在一些特定区域内(比如东南亚、巴尔干半岛等地区),操不同语言的族群密切接触带来语言特征的趋同性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共同分享一部分词汇。随着接触的进一步加深,相互之间的语言差异可能会进一步缩小,甚至逐渐融合或者说是“涵蕴”,极端情况可能是语言认同的突变,出现所谓的“混合语”。这就是所谓的“聚变模型”。到过中国的贵州、广西、云南等省份调查的语言学家、民族学家都会强调一个相同的田野经验,某些地区的族群兼用多种语言的现象特别突出。语言兼用在不少地区是混合语出现的先兆。语言兼用和混合语与其说是语言接触的产物,不如说是族群之间的地缘接触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造成的。语言接触只是族群之间相互接触和交流的伴生物。语言的聚变发生之前,族群恐怕早已聚变。

中国南方的客家民系和客家方言的历史来源一直具有争议。早期的学者认为客家民系是汉族的一个支系,他们因为躲避历代的战争从中原迁徙出来;他们的语言自然从中原汉语分化出来。早期语言学家给出的证据就是客家人的读书音系统跟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汉语特别接近。但是现在的学者并不这么看,邓晓华借助人类学的理论批评传统观点是一种陈旧的“单线演进说”。他认为这种论点过分倾向于认为客家民系语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从“祖语文化一条直线贯穿下来”,其间缺乏与其他族群文化的互动。邓小华提出客家民系中不仅有中原南下的汉人的血统,还有相当的苗瑶语族、侗台语族人群的血统。客家方言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11]

 

2. 中国学者对聚变模型的阐述

从当代考古发现和早期汉语文献来看,远在先秦时期,不少汉族先民就远离中原,四处迁徙,跟当时南方的各个族群就有了密切的接触和交流。秦汉以后,大批汉族移民因为各种原因从中原地区向周边迁徙,他们的语言也扩张开来,跟周边的族群发生了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语言接触。这中长期接触对接触过程中的语言产生的影响,前代学者并没有多少关注。

在南方汉语方言研究中,前代的学者特别强调汉语随着汉族移民的迁徙在南方扩张,从中原汉族中逐渐分化出来。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似乎是某些语言学家对汉人南下之前中国南方的基本认知。南下的汉族和汉语在南方的分化滋生似乎没有任何杂质。于是,有一段时间关于南方汉语的纯净性的神话特别兴盛,至今某些说粤语的人还会相信这种神话。也许这并不是事实。

最近三十年,语言学家对中国境内语言接触的复杂性有了深刻地认识,部分方言学家首先大胆地提出东南汉语方言是混合语。邓晓华就认为“南方汉语非‘汉’”,明确反对南方汉语形成的“单线演进说”(即,北方汉语的南迁)。他认为南方汉语是一个“多元结构体”,是不断南下的汉族居民跟南方土著族群长期接触促成的结果。潘悟云也提出,东南方言形成的主体是南方土著,“他们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学习汉语,形成一种带有本族母语特征的混合语,以后通过双语的中间阶段,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这种混合语性质的汉语就是东南汉语方言。”随着中央政府“编户齐民”政策的推进,这些南方土著也逐渐凝固了对汉族和汉语的认同。这一假说在汉语方言学界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

更有甚者,李葆嘉、陈其光等学者提出,汉语本身就是一种混合语。陈其光认为,上古汉族是由周边“羌、夷、蛮等族群的一部分人在黄河中下游经过长期联合斗争融合而成的”,“汉语的前身雅言是由羌、夷、蛮等语言的不同成分聚合而成,汉语形成以后不断融合别的语言而发展壮大”。

关于苗瑶语族诸语言的形成,李炳泽通过对民族史的考证,以及对“同源词”和“异源词”的区分与研究,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虽然没有给“异源词”一个明确的定义,从他的论述可以了解:这个概念的提出说跟李炳泽的族群观存在着联系。他认为,操不同语言的族群“从不同地方迁移到一起,然后相互裹挟着来到武陵山区,最后又分开,向东成为畲族,向南成为瑶族,向西成为苗族”。在这一进程中,这些不同的语言“相互接触导致语言共同成分增加”,“共同受到其它语言的影响又增加一些共同成分”,不过继续迁徙使一体化进程没能继续进行下去。李炳泽认为,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原始苗瑶语”,苗语方言甚至苗瑶语族语言之间的同源词是相互影响的结果,是语言接触的产物;倒是“异源词”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们“各自继承了古代还没有与其它语言互相交流和未受其它语言影响之前的固有成分,其次是在不同地区分别受到其他语言的不同影响”。

    上述的研究可以看出:聚变模型注重从不同族群和不同语言的互动中审视特定族群的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发展。在这一模型下,学者的视角更加微观化与细致化,他们不再满足于用历史考证来辅证自己的学术观点,而是重新认识历史,建立全新的语言史观,对语言事实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与解释,大大丰富了语言学家对具体语言形成解释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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